印度外长苏杰生公开抱怨：印度企业拿不到中国商务签证了。获批率从过去的接近100%跌到了20%到40%，高管开会只能改到新加坡、曼谷。可这堵“签证墙”，是谁先砌的？ 8月22日，印度外长苏杰生在新德里公开回应了一个让印度企业界坐立不安的问题。 他说，印方正就本国企业赴华商务签证延误一事，与中国进行磋商。 这话说得挺客气，但背后的焦虑，藏都藏不住。 据印度《经济时报》报道，近几个月来，印度企业赴华商务签证的获批率从过去的接近100%，断崖式跌到了20%到40%。一家大型合同电子制造商的CEO说，拒签率已经飙到了95%。 电子制造、汽车零部件、人工智能——这些印度最想搞起来的行业，高管和技术团队去不了中国，项目进度直接卡壳。很多公司只能把关键会议从深圳、上海搬到新加坡、曼谷、吉隆坡。差旅费翻倍，沟通效率打对折。 印度媒体给这事起了个名字叫“签证墙”——意思是说中国在用签证卡印度企业的脖子。 可这堵墙，到底是谁先砌的？ 先把账算明白：签证收紧不是突然发生，是印度先开的头 讨论这件事不能倒因为果。现在印度企业抱怨签证难，但最先把签证当工具用的，恰恰是印度自己。 2020年加勒万河谷冲突之后，印度对中国公民的签证政策骤然收紧，旅游签证全面停摆。中国公民的商务签证需要“事先安全审查”。印度内政部直接把中国公民划入“优先转送类别”，和巴基斯坦、阿富汗同档——所有商务、工作签证都要经过额外部门层层审批，流程大幅拉长。 配套的还有更狠的组合拳：投资层面出台“3号通告”，所有陆地邻国对印投资都要走政府审批通道，专门卡中资，持股比例、高管任职都设限，甚至明文规定中企不能在印企担任关键行政职务、不能控股。科技层面前后封禁了数百款中国APP，从社交、电商到游戏全覆盖，理由全是“国家安全”。 六年多来，中国企业和商务人员在印度面临的是系统性的歧视性限制：投资要特批，签证要严查，产品随时可能被禁。有数据显示，早些年印度一年要给中国公民发放20万张签证，加勒万河谷之后，签证审批堪称“亚洲最严格的限制措施”。仅签证和人员流动受阻一项，过去五年就给印度电子制造业造成了约150亿美元的产值损失，流失了十万个就业岗位。 而中国此前一直保持了相当的克制，商务签证通道整体保持开放，没有对等升级。 直到现在。 为什么受伤最重的是AI和制造业？因为印度根本绕不开中国供应链 这次印媒特别提到，受影响最大的是电子制造、汽车零部件和实体AI初创企业。这个细节非常值得琢磨，它戳破了印度“科技自主”的泡沫。 印度AI产业这几年叙事很热闹，大模型、人形机器人、智能硬件创业公司层出不穷。但剥开外壳看，底层支撑高度依赖中国：AI硬件的供应链、精密结构件、传感器、算力组装，绝大多数集中在珠三角。要做实体AI、机器人落地，必须去深圳、东莞对接工厂、调试产线、验证方案，光靠线上会议根本解决不了问题。 以前签证顺畅的时候，印度创始人可以频繁飞深圳，效率很高。现在签证卡壳，连核心团队都进不来，产品落地节奏直接被打乱。对烧钱抢窗口期的初创公司来说，这种延误往往是致命的。 这就形成了一个非常讽刺的局面：印度政府天天喊“摆脱对华依赖”“自主制造”，但本国最有活力的科技和制造业，反而最离不开中国的产业配套。政策上的脱钩口号喊得越响，企业在现实中就越被动。签证收紧只是把这种“嘴上说不要，身体很诚实”的矛盾，彻底摆到了台面上。 苏杰生的温和回应，藏着印度的尴尬处境 有意思的是苏杰生的表态，他没有像往常一样对外强硬放话，只是说“正在和中方沟通处理”。这种低调本身就很说明问题：现在有求于人的是印度。 眼下印度政府正处在一个非常拧巴的状态里： 政治上要强硬。边境问题上持续造势，时不时在涉藏、涉台问题上踩红线，迎合国内民族主义基本盘，维持“大国强硬”的人设。 经济上扛不住。2025至2026财年，中印双边贸易总额走到1511亿美元，中国时隔四年重新坐上印度第一大贸易伙伴的位置。印度从中国进口1316亿美元商品，对华出口仅仅195亿美元，贸易逆差达到1121亿美元。比印度全年的国防预算还多了将近400亿美元。 2026年前两个月，印度对华贸易逆差已经达到203亿美元，同比增长20%。上半年印度对华进口达到创纪录的794.1亿美元，贸易逆差扩大至671亿美元。 九成以上的进口都是工业刚需品。一边要靠对华贸易维持制造业运转，一边又要靠对华强硬收割选票；一边把中资当“安全威胁”层层设防，一边又要求中国对印企敞开大门。这种“既要又要”的心态，过去中方出于大局考量多有包容，但现在显然已经行不通了。 苏杰生心里很清楚，签证问题的根子不在签证本身，而在印度整套对华歧视性政策。如果印度不调整对中资、对中方人员的限制，单方面要求中方放宽签证，本身就站不住脚。他所谓的“沟通”，本质是想在不放松自身限制的前提下，让中方单方面给便利——这个算盘，